【專家之眼】相信人民理性 別陷「全民皆諜」迷思

執政者不應陷「全民皆諜」迷思。圖爲涉共諜案遭起訴的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陳智葟。圖／中央社

藍綠陣營對兩岸交流的立場是沒有對話的。藍營主張制度化與民間往來能累積互信、帶來和平；綠營則認爲交流是北京統戰分化的工具，也可藉此蒐集情報、爲武統做準備，終將使臺灣面臨被併吞的風險。

近年多本剖析中共情報或統戰工作的著作，談他們招數特別，無孔不入與高度威脅；然而，從國際政治來看，多數運作手法在美、俄等國不僅屢見不鮮，甚有過之而無不及。以情報領域爲例，美國曾被揭露長期竊聽多國盟友領袖通訊，多次策反他國內部顛覆政權；俄羅斯情治系統更以跨國暗殺政敵聞名。情報滲透與反制本是大國博弈常態，並非某一政權專利。

論者強調中共情報體系的獨特性，主要集中在兩個面向。其一，是中共於2017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情報法」，第七條明定「任何組織和公民都應當依法支持、協助和配合國家情報工作」，作者們據此推論北京能將全大陸人民納爲潛在情報觸角，因此具備龐大規模，並廣泛運用代理人與不知情的外國中間人蒐集情資；其二，論者特別強調中共對華人社會「關係」文化的運用。該類分析認爲，中共情報員善於經營私人情誼，在正式提出敏感要求前先以長期日常往來打好關係，等雙方已建立情感基礎與互賴人脈，在需要開口時，隱含「心照不宣的義務」，使當事人在人情壓力下難以拒絕。

若採信這套「全民皆諜」與「關係陷阱」的推論，交流風險便不再限於綠營慣常貼標籤的積極「在地協力者」；只要臺灣民衆與中共官員、甚僅與大陸人民正常往來，都面臨高度情報泄漏風險。如此一來，任何形式的兩岸交流恐怕都應中斷。

然而，不同領域以「關係」作分析工具，早有許多更細緻的實證結論。早期研究中國大陸官商互動的學者，多半強調商人在雙邊關係中的「主動性」，認爲企業家會根據實際需要，拼湊出包括關係在內的非正式網絡，以規避制度障礙追求自身利益。後來研究結果出現變化。例如針對中共腐敗的研究指出，腐敗參與者非因受困於關係才被迫同流合污，恰恰相反，是行動者主動將關係作爲一種操作機制，使利益輸送得以順暢進行。換言之，關係是行動者追求利益的工具，而非讓人喪失自主性的魔咒。

如此學術發現，對於經歷過馬政府「兩岸大交流」階段、同樣共享關係文化的臺灣民衆而言，其實更符合日常經驗法則。回顧2008年至2016年間，兩岸常來常往，也同樣深諳人情世故與關係建立門道。倘若中共的情報滲透與「關係運用」真如部分書籍渲染的那般無往不利，臺灣理應比文化隔閡深重的西方國家更易遭到全面滲透。

但事實上，對比馬時期與綠營政府所揭露的共諜案件，雖然歷年偵辦數字的起伏，部分可能源於修法導致的入罪標準變化與情治單位辦案考量；然而，若對照當年兩岸龐大交流規模，實際涉入重度情報泄密的核心案件比例依然有限。誠然，情報滲透本就具備高度隱蔽性，許多證據力也未必達到刑事定罪門檻，但即便考慮這層隱蔽風險，外界從趨勢也看不出來，而大量民間往來所產生的雙向理解與資訊透明度，本身也是民主社會抵禦認知作戰的重要免疫力。

歸根究柢，將「關係文化」與「國家情報法」無限上綱，固然能爲「反交流」提供一套看似嚴密的理論包裝，卻無視本土經驗，低估臺灣社會的民主韌性與民衆自主判斷力。從理論上說，臺灣的問題在國家認同，而所謂臺派缺乏國家可信仰，比中華民國派問題更大。

兩岸交流確實伴隨一定的國安風險，針對敏感職務與核心機密建立精準的防火牆亦屬必要，但若因此因噎廢食，將正常的民間往來一律視爲諜報陷阱，不僅無助於提升防衛能量，反而會讓臺灣在自我封閉中失去對大陸內部的第一手判讀能力與戰略迴旋空間。